《山海经》给人的感觉常常显得神秘而难以理解，因此常被批评。其难点不在于其中的文字，而更多是在于它的书写方式。 《山海经》实际上是记录山川和海域考察的行程日志。按理说，这种书应该从出发点开始写起，比如岐山和洛阳一带，为什么它却从南方开始，尤其是南方的西部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书写者可能崇尚西南地区的文化观念或原则。 在《易经》第四十六卦中提到：“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这段话强调了南方是一个吉利的方向。类似地，《易经》第二卦也指出：“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同时，《易经》第三十九卦提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这三卦中，西南和南方被描述为非常有利的位置，表明周朝人尤其看重这些方向。
《易经》是西周时期的经典著作，通常认为是文王所作。西南和南方被周人视为吉祥之地，这种地理方向上的偏好，反映了周人文化的特色，类似于后来人们崇拜东方日出一样。因此，《山海经》从西南开始写作，也能看出它可能是周朝时期的作品。 此外，《诗经·绵》这篇诗歌也对周人历史提供了线索，尤其是在描述周人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展示了他们对西部的重视。诗中提到的古公亶父，就开始从西方出发，逐步建立周国，最终定居并建设庙宇，这一过程也是从西方开始，逐步向东推进。这种写作方式和文化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山海经》为什么从西南开始书写。 周文王自称来自西土，他将周国定位在西方，而这也从《何尊》铭文中得到了印证。《何尊》出土于陕西，其上铭文写道：“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义民。”这段铭文反映了周王朝如何接受天命，并把天下中心的改建任务交给了周公。 《何尊》铭文中的“大命”指的是天命，表明中国的中心地位，且周人通过迁都洛邑，标志着他们完成了从天命到政治中心的过渡。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见于《尚书》、《史记·周本纪》以及《逸周书·度邑》当中，讲述了周武王灭商后如何确定洛邑作为都城的历史背景。周公用了五年时间来确定洛邑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开始了新的行政体系，包括迁九鼎、征伐淮夷和实施礼乐制度等。 《国语·周语上》中提到，周穆王时期，周国对内外部的管理有明确规定：“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根据这一制度，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贡奉形式。边远地区如西方的昆夷、东部的淮夷、北方的畎夷等，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华夏中心论也由此产生。 因此，周人始终以西方为尊，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和政治方位都起源于西方。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得《山海经》的书写方式从西南开始也变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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