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经》给人的感觉常常显得神秘而难以理解,因此常被批评。其难点不在于其中的文字,而更多是在于它的书写方式。 《山海经》实际上是记录山川和海域考察的行程日志。按理说,这种书应该从出发点开始写起,比如岐山和洛阳一带,为什么它却从南方开始,尤其是南方的西部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书写者可能崇尚西南地区的文化观念或原则。 在《易经》第四十六卦中提到:“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这段话强调了南方是一个吉利的方向。类似地,《易经》第二卦也指出:“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同时,《易经》第三十九卦提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这三卦中,西南和南方被描述为非常有利的位置,表明周朝人尤其看重这些方向。
《易经》是西周时期的经典著作,通常认为是文王所作。西南和南方被周人视为吉祥之地,这种地理方向上的偏好,反映了周人文化的特色,类似于后来人们崇拜东方日出一样。因此,《山海经》从西南开始写作,也能看出它可能是周朝时期的作品。 此外,《诗经·绵》这篇诗歌也对周人历史提供了线索,尤其是在描述周人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展示了他们对西部的重视。诗中提到的古公亶父,就开始从西方出发,逐步建立周国,最终定居并建设庙宇,这一过程也是从西方开始,逐步向东推进。这种写作方式和文化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山海经》为什么从西南开始书写。 周文王自称来自西土,他将周国定位在西方,而这也从《何尊》铭文中得到了印证。《何尊》出土于陕西,其上铭文写道:“肆文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义民。”这段铭文反映了周王朝如何接受天命,并把天下中心的改建任务交给了周公。 《何尊》铭文中的“大命”指的是天命,表明中国的中心地位,且周人通过迁都洛邑,标志着他们完成了从天命到政治中心的过渡。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见于《尚书》、《史记·周本纪》以及《逸周书·度邑》当中,讲述了周武王灭商后如何确定洛邑作为都城的历史背景。周公用了五年时间来确定洛邑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开始了新的行政体系,包括迁九鼎、征伐淮夷和实施礼乐制度等。 《国语·周语上》中提到,周穆王时期,周国对内外部的管理有明确规定:“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根据这一制度,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贡奉形式。边远地区如西方的昆夷、东部的淮夷、北方的畎夷等,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华夏中心论也由此产生。 因此,周人始终以西方为尊,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和政治方位都起源于西方。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使得《山海经》的书写方式从西南开始也变得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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