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锐
为了研究器官再生，科研团队可以为引进非洲鳉鱼等待4年，最终破解哺乳动物能否再生的关键“分子开关”；一个原始创新项目，在入驻孵化中心当天就启动研发，不到一年拿下近亿元融资……从基础研究的漫长坚守，到成果转化的加速奔跑，近日，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采访团，亲身感受北京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慢”与“快”，见证这座城市激发创新活力的生动实践。
新型研发机构为科学家松绑
“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无固定人头费”——走进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三无”模式吸引了记者的注意。2003年，北生所作为北京首家新型研发机构成立，开启了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探索。
所谓“三无”，不是没有保障，而恰恰意味着最大程度上“放权”。记者了解到，北生所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实施财政经费连续稳定支持和负面清单管理，赋予所长充分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动权。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生所副所长邵峰坦言，基础科学研究何时能出成果无法预料，所以要开展有边界的自由探索、做有品位的基础研究。因此，“三无”机制让科研人员更有空间去创新。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北生所成果丰硕：李文辉团队发现乙型肝炎和丁型肝炎病毒的功能性受体，并由此转化成立华辉安健公司，研发出我国首个丁肝治疗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青年科学家王伟团队经过持续研究，率先发现决定哺乳动物能否再生的关键“分子开关”。截至2025年底，北生所在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CNS上发表论文67篇。
基于北生所的实践，北京瞄准世界一流布局建设了量子院、智源院、脑科所等10家新型研发机构，为全国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提供了“北京样板”。
飞镖模式为创业者“搭桥”
如果说新型研发机构解决的是“谁来创新”，那么孵化器解决的就是“如何转化”。
2021年，北京飞镖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落地运营。其核心理念是提供实验室基础设施、专业运营体系、驻场研发团队、国际合作网络的全要素支撑，将生物医药的重资产投入转为轻资产运营。
“产出科研成果到成立公司之间，存在一段高风险、高投入的‘死亡谷’。科研人员不懂场地、设备、资金怎么配，投资人觉得风险太高不敢进场。”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创新创业服务处副处长夏鸿格解释道。而北京飞镖的任务，就是在这座“死亡谷”上搭起一座桥。
“我们让科研人员只做不可替代的事——核心研发，其他如设备采购、样本管理等都由我们完成。”北京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副总经理江茂华说。数据显示，依托北京飞镖，科研人员前期固定资产投入平均降低60%，研发启动时间缩短8至12个月。
近年来，北京已累计支持建设北京飞镖这样的标杆孵化器30家，涵盖创新药、细胞基因治疗、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近3年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
全链条服务促产业贯通
技术验证完成后，如何让产品快速通过注册审批、进入临床应用？位于昌平的国际医疗器械城给出了答案。这里被业内称为北京“医械硅谷”，集聚了爱美客、佰仁医疗、图湃医疗等数十家高精尖企业，已形成“研发—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据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审评审批环节，依托园区内的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医疗器械创新北京服务站及北京药品医疗器械创新服务站，可提供实操培训、审评审批等服务；生产转化环节，CMO转化平台让初创企业无需自建工厂即可实现样品试制，大幅降低产业化门槛；同时将建立手术机器人培训中心，打通入院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医疗器械城作为范本，正是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强化机制驱动，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覆盖的国际化产业生态，打造全球产业创新高地的生动缩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医药处副处长杜肖静说。
2025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1.13万亿元，上市创新药6款、创新医疗器械10款，数量居全国前列；AI三类医疗器械11款、数量居全国第一。
当前，北京正用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打通“从0到1”“从1到10”“从10到100”的无限可能。而当创新的土壤在精心培育下日益肥沃，活力便自然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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